2023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及2024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都提到如何建设金融强国。为此，本报告将深入探讨以下两个关键议题：建设什么样的金融强国，以及如何建设金融强国。本报告旨在提供一种更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战略升级和国际竞争力增强提供政策建议和学术支持。  

一、构建金融强国的愿景

二、实施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

打造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是要做到“八个坚持”，我认为可以将这“八个坚持”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两点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不仅构成了金融强国的坚实基础，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与基石。首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比较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全产业链供给优势、人才储备优势和党领导下举国体制的优势。尽管部分大型经济体也拥有国内统一大市场、全产业链或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并储备了大量人才，然而将这四个方面集于一体的，似乎大型经济体中只有中国。举个例子，美国修建一条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高铁，耗费几十年的时间都没有成功。在中国，我们早已经建立起了“八纵八横”的高铁体系。这一成就的背后，得益于党的全面领导。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可以看到，现在西方某些国家的金融，90%的财富掌握在前 10% 的人手中，金融主要服务于富人阶层。然而，在我国，普惠金融的理念与实践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比如我们讲到“普惠金融”的三个重点：对农村农业的扶持、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对其他方面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这正是普惠金融所承载的深刻意义。以人民为中心不是口号，其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便是明证。

第二个层次，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首先，服务于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一是科技金融。科技金融在当前金融工作中占据核心地位。现在，我们一项重要任务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创新能力，增强研发的比重。创新活动往往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并具备容错的特性，做好创新的工作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撑，因此金融科技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绿色金融。几天前，我们同国合会（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合作一个课题，探讨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中国绿色贸易的发展。目前，我国绿色贸易的出口占比已达到14.8%，这表明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如何进一步推动绿色贸易的发展，提高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获得进出口银行的支持以及信贷方面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要做好信贷方面的支持，绿色金融是大有可为的。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不管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只要给予金融方面的充分支持，绿色贸易的发展将会异常迅速且稳健。三是老年金融。老年金融作为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一支柱主要由政府承担，第二支柱则依赖于集体力量，而第三支柱则完全依赖于个人的积累。因此，对于养老机构而言，无论是对一个省份还是整个国家，能否充分培育和发展第三支柱，都是决定老年养老质量的关键因素。四是普惠金融。前面已经提到，时间关系不再赘述。五是数字金融。数字金融致力于实现两大核心目标。其一，推动金融工具的产业化进程，避免零散无序的发展状态，以构建完善的金融产业体系。其二，通过金融产业化和金融数字产业化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在这两大目标中，后者尤为关键。

其次，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有以下几个重点内容：一是“实”。按照“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明确责任归属，压实地方的职责。二是“快”。根据历史的经验，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在面对危机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当雷曼兄弟在2008年开始陷入困境时，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对于是否应该进行干预存在犹豫。然而，看不见的手是不能够干涉的，错过了最佳时机，结果金融通道越做越大，导致金融危机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2023年的硅谷危机，美国政府在短时间内迅速出台了应对措施，三天之内马上处置，最终成功地度过了这场危机。正如古人所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面对金融问题时，迅速应对至关重要。三是“准”。坚持以精准实施为原则，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不同的案例做出不同的应对。对于需要救助的机构及时伸出援手，对于破产的机构依法依规进行破产清算，对于需要重组的机构积极推进重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为前提。因此，“以人民为中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决策过程中的实际行动和具体落实，同时也是我们进行分类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四是“底”。就是要守住底线。防止爆雷就是底线。经济危机往往源于金融危机，并且金融危机往往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总之，防范风险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我们的目标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系统性地重构。

第三个层次，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市场化和法治化。依法治国是国家战略，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实施。加强金融法规、法律、条例方面的建设应该迫在眉睫，应当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金融活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为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是推动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要积极推进各类保险基金和金融保险基金的建设，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其次，金融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这涵盖了多个方面和维度，比如债转股、提高融资的比重等。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构建一个健全的金融设施，包括基础设 施 和 金 融 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 就 像 对 全 球 定 位 系 统（Globalpositioning System GPS）和北斗导航两者的选择。在金融领域建立一个类似北斗体系的、以我为主的金融设施体系，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使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第四个层次，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首先，统筹金融开放。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统筹好高质量的金融开放与高水平的安全关系。换言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金融的“不可能三角”原则，即一个国家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中的两项，而无法同时实现三者。这一原则如同水流一般，是内在的要求。例如，中国需要制定与美国不同的货币政策。若美国提高利率，中国则可选择降息降准，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保持资本流通的灵活性，不应采取固定利率制度。因为一旦采用固定利率制度，货币政策将受到大国的影响。好比香港金融管理局，其货币汇率始终维持在 1 美元兑换 7.8港元的水平，当美国利率上升时，香港利率也必须相应上升，这是由内在经济运行机制所决定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独立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的不一样。这同英国脱欧的逻辑很像，当然，其中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最为核心的原因是英国与德国的经济周期存在差异，因此德国降息而英国不想降。德国的主要目标是防止通货膨胀，而英国则更注重推动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一样要有自己的独立货币政策。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正逐步实现有序开放，为确保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管理规定，高质量的开放保障高水平的安全。还有另外一点，必须对现有的3.25 万亿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进行合理下调，或者将投资多元化作为另一策略。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方面，增加特殊提款权的比重至关重要。目前，人民币在该体系中的比重已增加至 12.8%，但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此举不仅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更是迈向金融强国之路的重要一步。其次，把握好稳中求进。在具体的货币政策中，2024上半年我们应该以进促稳。此前，我们已经将利率下调了 25 个基点，即 0.25%，降息举措对于刺激经济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降息是非对称性降息，对于期限较长的金融产品，降息幅度可稍小一些，而对于期限较短的金融产品，降息幅度可稍大一些，大约在20至25个基点之间。促稳之后下半年怎么做？更重要的是以进促稳。下半年是否需要频繁或进行大力度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整，更重要的是要看上半年实施的金融政策与金融工具的实际流动效果。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本报告根据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在 2024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辽宁大学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论坛（COME）第二期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余淼杰为辽宁大学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论坛（COME）的发起人。该论坛以辽宁大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等一流学科的优势研究力量为依托，以政府官员、机构学者和企业高层等精选多方参与为助力，聚焦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动态和前沿性重大经济问题，持续追踪中国经济发展热点，全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全面推动东北振兴、辽宁振兴展现更大担当和更强作为。

余淼杰，197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人大常委、辽宁省人大立法委委员、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管类前 1% 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来源 | 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