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苏州实践

余淼杰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全面贯彻、完整理解五大新发展理念，做到创新是第一原动力，绿色是普遍的形态，协调是内生特征，共享是最终目标，开放是必由之路，构建以“双循环”为推手的新发展格局，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苏州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面。苏州用不到全国0.1%的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6%的进出口总额、2%的GDP这样一种苏州的奇迹，规上企业规模是全国地级市第二位、出口第三位、进出口第四位、财政第五位、GDP第六位、社会零售第七位，这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好的样板。苏州下一步发展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总结经验，怎样把苏州的经验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打造苏州的模式；第二方面是怎样做到进一步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苏州实践的两个方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些共性，也有一些特性。共性是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对中国来说，就是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时（2049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换言之，从现在起到2049年，人均GDP要翻一番，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意味着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速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大概是4.5%-5%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当我们在强调质的有效提升的时候，量的合理增长也非常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具有中国的特色。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是人口本身。我们现在是14亿人口，今年刚被印度超过，到2049年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人口大国这个基本态势不会改变。第二方面是，如果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提高人均GDP。也就是说苏州实践中的“富”，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怎样让人均GDP达到更高的水平？这也是我们研究的课题。同时我们也要深刻看到，现在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

如何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是如何解决好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第二方面是在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上面多下工夫。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9岁，在全球来讲处于高位，甚至超过了美国。怎样做好在30-60岁期间的在岗培训，从而有效提升劳动力素质？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还要考虑延长退休年龄，因为现在60岁对大部分人来讲，不管是何种行业都依然是精力充沛的阶段。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仅是指人口方面，也意味着经济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前中国的GDP是121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经济的18.5%，而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作为大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途径与小型经济体是有差别的。小型经济体可以通过简单地融入到全球经贸一体化中，通过贸易拉动经济的发展，其效果应该说立竿见影。而作为大型经济体，开放当然是必由之路，但是只靠开放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做到更好的融合。

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现在来看，不再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中国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能否构建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充分挖掘内需的潜力。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这是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要义。

如何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第一，我们要从要素市场入手。特别是做好数据、能源、资本、人力、土地这五大要素的开放统一。统一的意思不是计划，是要素有效自由的流动。比如说每个地方能否真正实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各地方的户口制度能否相对放松，使得人力往最高回报的地方流动？这些都是要素开放的要义。开始是要素市场，最终目标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统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做到内外贸产品的相同。如果说外贸产品的质量比内贸产品更好，价格更低，这对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并不利。因此在前年年底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要求内外贸产品“同质同线同标”。

第二，不断降低贸易成本，特别是各类有形或者隐形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要切实优化营商环境。苏州今天的发展非常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州打造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真正做到亲清的政商关系，真正做到办事不用求人，用权不图好处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讲，优化营商环境，从而有效降低各种有形成本以及各种隐形成本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还要有制度的保证。要充分发挥市场监管机构的作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总言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一个核心要义在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当我们讲到“三新一高”，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最重要的方面是新发展理念。

第一，五大新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理念、绿色理念解决的就是不充分问题，今天和未来的充分发展就是创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要绿色，这都是解决不充分。关于不平衡问题更加明确，协调和共享就是如何解决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我们现在不仅是要求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同时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也非常重要。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当我们讲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擦亮马克思主义的底色，马克思主义的底色是什么？是辩证法和唯物法。另外是普遍原理跟中国实践相结合，特别是跟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讲到四个自信的时候，哪个自信最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很清楚，文化自信最重要。例如，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同时写了另外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为了避免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变成动物的本能。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利和义之间的关系就被提出，就是重义轻利。了解这一点对于当前我们更好地理解“两个毫不动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创造力、影响力、控制力、竞争力；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民营经济的目标当然是利润最大化，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它的义和利中，目标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最大化。换言之，当我们比较国企和民企的时候，不能简单地说国企的生产力比较低，国企的绩效比较低，从而否认国企的历史或者现实作用，所以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优化营商环境最大的受益者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确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是第一个把保护生态环境写入宪法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也是第一个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的政党，作为将近1亿人的大党，这一点也非常重要。那么如何理解绿色呢？主要包括国际国内两个层面。

国际层面，在国际上特别强调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共同承担，分别负担”。换言之，地球只有一个，全球变暖，大家一起来负责。关于这一点所有国家都承认，但关键是怎样落地？中国的主张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碳排放可累计”的概念，意思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年的环境污染这么厉害，并不是因为去年的碳排放特别高而导致的，所以它是碳排放可累计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累计呢？我们一般理解从工业革命以后碳排放开始增大。那么什么时候算工业革命呢？一般共识是从1871年德国普鲁士完成统一开始。这么算下来每个国家所需要承担的比重大致是多少？答案是美国必须承担29%，欧盟承担25%，中国9%，日本5%，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大家一起来承担。

中国强调的第二个理念叫做“人均”的概念，14亿人口跟几千万小型经济体的碳排放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必须按照“可累计”再加上“人均”这两个概念来分别确定该需要承担的比重。这也是在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2年《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以及2016年《巴黎协定》以来，中国所秉持的一个原则。那么如何真正做到理解“共同承担，分别负担”这一原则？比如说因为生产产品导致的环境污染，是由生产方买单？还是消费方买单？这在目前国际争端中尚没有统一的答案。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在消费方和生产方之间划一条线，是五五开，六四开，还是七三开？理由是什么？这是当前国际经贸谈判中的要点。

在国内层面，就碳达峰、碳中和而言，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提前实现碳达峰，规定是2030年，那么很多地区、省、市，到底要不要在2027年或2028年提前实现碳达峰呢？提前实现有它的好处，但它的成本也很高，可能会以发展比较慢为代价，这是第一点要考虑的。另外，当我们在衡量“双碳”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需要实现非化石能源（核电、水电、光电、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在2030年即“十五五”规划结束的时候达到25%。2019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是15%，到2030年我们要提高到25%，任重而道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目前这一比重是17.5%，所以每个地方都要看自己本地这个数字到底是高还是低了，我们能不能在2030年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最重要的工作指标。

那么如何实现呢？一个是“先立后破”，另一个是“先破后立”。“先破后立”的意思是先降低煤炭等传统能源，再“立”新能源。到底哪一种是对的呢？二十大报告讲的非常清楚，一定是“先立后破”，不是“先破后立”。为什么呢？如果是“先破后立”的话，“破”是很容易，但万一“立”不起来呢？如果先“破”了传统能源，“立”不起来那就会导致拉闸限电，这在内蒙古和东北一些地方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才确定了“先立后破”。确定了“先立后破”，下一步是如何实现“先立后破”，不同地方清洁能源的构建当然是要因地制宜来推进。我们去有的省份调研也看到有这样的情况，有两个问题比较重要，一个是当地的吸纳能力，另一个是电的运输工作。

共同富裕是我们毫不动摇的一个目标，但共同富裕绝不是“杀富济贫”，我们有两种实现富裕的方式，从根本上讲是追求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效率是把蛋糕做大，公平是分好蛋糕，那现在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定位非常清楚，还是效率优先，同时兼顾公平，或者说公平和效率同等重要，是这样一种态势，这是第一个认识。我们现在还处于效率优先，做好蛋糕的阶段。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公平？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结果的公平，一种是机会的公平，这两种哪一种是我们要坚持的？二十大报告写的非常清楚，我们强调的一定是机会的公平。我们鼓励致富，有两种方式致富，勤劳致富和创新致富。我想这也是苏州今天发展这么好的原因，创新肯定是第一原动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强调的是一个机会的公平，拒绝“躺平”，反对“躺平”，反对“佛系”。

浙江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也做的非常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当我们在讲五大新发展理念时，对深圳的创新之都定位很清楚，对浙江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定位也很清楚，一个用了创新，一个用了共享，那么对于苏州乃至江苏省，我们应该定位在哪方面？定位依然是这两方面，还是协调，还是开放。假设只能用一个词的话，用哪个方面来界定？这可能是我们理论工作者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

当我们讲到共同富裕的时候，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指三个方面：提低，扩中，调高，即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对于提低而言，我们有两个建议：一是提高个税起征点，现在的个税起征点还是较低。二是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来讲，应该更多的向资本课税，而不是向劳动课税。海南自贸港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可以享受15%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在这方面值得借鉴。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们能否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布，是社会能否实现持久进步的重要保障。从这个角度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相协调，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点，这是关于共同富裕。对于调高而言，可以考虑调节捐献的税率。我们现在在税率分布上比较倾向企业捐赠，没有特别鼓励个人捐赠，其实可以调节，可以鼓励高收入群体捐赠，道德的引领也特别重要。

我们依然处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换言之，我们现在所有的发展都力求能够保证和平发展。尽管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的欺凌行径，但是我们依然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化的两个核心特征并没有因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两个特征就是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多边化。由于这两个特征并没有受到本质性的破坏，我们依然处在全球化之中。

我们现在的经贸格局由上世纪末的两翼并行变成三足鼎立，上世纪末两翼并行是指全球经贸格局由两大块构成：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区，它通过墨西哥和加拿大，再联系到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再联系到我国大陆内地、东南亚各地；另外一个是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区。原来是两翼并行，中国“入世”之后改变了整个格局，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晰的三足鼎立格局：美国依然是北美自贸区的中心，现在最主要的经贸伙伴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其他国家联系相对来讲弱一点；中国作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成员方，事实上已经成为RCEP中的核心国家；另外一个是传统的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区。三足鼎立格局并不是孤立联系的，而是谋求更深刻的联系。具体来讲，就是两两联系，形成新的合纵连横的格局。RCEP很多成员方在跟USMCA（美加墨自贸协定）成员方谈判，一些美洲国家则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方，CPTPP由此成为RCEP和USMCA的纽带。此外，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也正在谈判。美国和欧盟则在谈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可以看到这三者是两两联系的，这就是当前的全球经贸格局。

为应对不断多变的经贸格局，我们在外循环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第一，出口目的地多元化。由于中美关系日趋复杂，中欧关系日益敏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出口的大省或大市不应该再继续把出口主要目标锁定在美国和欧盟，因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特别认同苏州这个理念，即加强同东盟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最近金砖国家“扩容”之后，进一步推进南南合作应成为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内工作的重点。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就是要“深耕”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市场，一点一点地打开市场，扩大市场的份额。

第二，进口规模的扩大化。今年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马上就要举办。我们并不是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过多的贸易顺差不见得是好事情。因为过多的贸易顺差会导致两个不利的后果：第一个是保值增值的困难，第二个是输入型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扩大进口的原因之一。扩大进口有利于企业生产力的提升，也有利于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第三，做好服务贸易。相对于货物贸易，我们的服务贸易发展还比较滞后。美国的服务贸易现在是接近2万亿美元，而我们才8000多亿美元，这是不应该的。笔者对服务贸易的建议是：“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扩大总量怎么做到呢？通过调结构。怎么调节结构呢？当前中国在教育、旅游、运输三大服务方面都是大量逆差，这是不应该的。目前外国来华留学生主要来自日韩，而来自美国的比较少，这是我们今后应该关注的问题。旅游也是一样，软件设施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至少每一个景区应该有英文的全面介绍，每个市应该有英文的地名翻译。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不提供地名，而是提供地名吸引国外旅游者来。

关于“树特色”，中国的中医产业完全可以打造成像韩国美容产业那样的品牌，促进我们的服务贸易更上一个台阶。

第四，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走上去”。在“走出去”方面我们已经做的很好，“走进去”是指我们要做到民心相通，“走上去”是更好地做到转型升级。

第五，海陆丝绸之路统筹发展。笔者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核心关键点应该是向东而不是继续向西。在做好中欧班列的同时，现在应该做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开发海参崴、库页岛、西伯利亚地区，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合作机会，所以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应该是向东。海上丝绸之路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继续向南，比如说金砖国家“扩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应有之义。沙特阿拉伯这个石油大国加入金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就要做好与中东、西亚、北非国家的自贸区合作。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另外一个方向，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向北发展，也许比推进CPTPP更为重要的是“弯道超车”，也就是推进中日韩经贸合作。正如我们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如果能够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向北，陆上丝绸之路向东，打通并发展东北海陆大通道这一连接点，并使其成为国家战略，从而构建中国更加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无疑将更有力地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作者简介：

余淼杰，男，汉族，197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辽宁省人大立法委委员、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是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管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余淼杰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27部。任国际著名学术期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执行主编，《辽宁大学学报》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三次）、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奖等。 

来源：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