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其核心内容体现为“三新一高”，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三新一高”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已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表征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须秉持五大新发展理念原则，即坚持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征、绿色为普遍形态、共享为最终目标、开放为必由之路。同时，构建以“双循环”为推手的新发展格局，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首先阐述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三新一高”的基本含义，其次刻画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内涵特征，再次提出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最后学理剖析以“双循环”和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以促进更高水平开放思想的精髓所在。

五大新发展理念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瞄准目标并结合各个目标中的问题所在逐个击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法与实现路径。

首先，坚持创新为第一原动力。创新分为狭义创新和广义创新。狭义的创新是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是指企业提升管理效率或降低管理成本。不管是大企业、中小企业还是小微企业，都能通过改善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来实现技术的进步。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较大，只能以大型科研机构为载体。目前，中国创新在全球属于平均水平。

研发强度指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研发强度为2.55%，接近OECD的平均水平2.6%。研发包括研究和发展，目前多为发展部分的应用型投入，而真正研究部分的基础性投入较少，比重仅为6.55%，与发达国家10%的比率相比较低。创新的产出看专利。中国的专利产出总量很大，但同样地，多为实用型专利，创造型专利较少。头部、中部和尾部企业中，科技创新在中部企业更常见。中部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需要进行产品的升级迭代突破瓶颈，实现持续地发展。目前创新的重点在科技创新2030，突破“卡脖子”问题，是攻破难关的一个的关键。广义的创新是指对规则、规制、标准、管理四个方面的创新。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优化宜商环境三个例子来说明。首先，中国现在已经有21个自贸试验区，基本上已经全覆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在于准入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准入国民待遇的难点在于外资企业的待遇与国企一致还是与民企一致。负面清单的堵点在于比重较高，改革的方向是对负面清单瘦身，减少禁止投资的种类和数量。其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要在出口加工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让“数据多跑路，人员少跑路”。最后，保证宜商环境做到规范化、便捷化和增值化，需要进一步提升资本项目开放。

第二，绿色作为普遍形态。从国际角度看，绿色环境保护是全球可以共同对话的议题。中国是第一个把保护生态环境写入宪法的国家，也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纳入党章的国家。中国积极参与了1997年的联合国环境变化框架公约、2012年的京都协定以及2016年的巴黎协定，始终坚持环境保护共同承担、分别负担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具体落地上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碳排放可累积，二是生产和消费端责任分担问题。首先，碳排放可累积是指碳排放是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若进行核算需要确定一个起点。如果从1871年德国统一为起点，美国应该承担碳排排放的29%，欧盟25%、中国9%、日本4%。同时，人口规模也需要考虑，14亿人口的大国与2000万人口的小国碳排放是不同的。此外，生产和消费端责任分担涉及环境保护与发展权的争议，涉及环境保护跟发展权的排序问题。同时，生产方和消费方谁为碳排放负责呢？生产方认为，如果消费方不消费就没有生产，需求创造供给，所以生产方不能为此买单。消费方认为，已经为购买的产品支付价格，并且为生产方创造就业，此外，生产方的技术水平决定碳排放，所以应该由生产方来买单。到底是生产方买单还是消费方买单是目前国际讨论较多的问题。实际上，双方都应该承担一部分，具体比例是多少变成了关键问题，需要有说服力的理由和合理的根据。从国内角度看，中国庄严宣布要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双碳计划面临两个挑战，一是提前达峰与经济发展的权衡。提前达峰的好处是政绩亮眼，坏处是影响经济的发展。二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根据计算，一般发达国家需要50年的时间，所以对我国来说这个过程任重而道远。“双碳”经济的核心关键和难点包括两方面，一在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二在对传统能源的先立后破。在2019年，中国使用核电比重2.7%，水电8%，可再生能源4.3%，光电风电4.3%，总比重是15%，与其他国家基本一致。未来目标是在2030年将15%提升到25%。此外，传统能源需要发展技术和解决储存的问题，如果先破后立，会出现容易破除却难以立足的问题。“先立”关键在于储存技术。比如将风能发电，如果需求不够，剩下的电是否能够储存就很关键。如果能储存并卖到其他省份便能增加收益。因此，各省市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特长和要素禀赋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协调作为内生特征。协调分为区域协调、城乡协调和行业协调，重要性也依次降低。行业的兴衰交替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因此重点在区域协调与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的目标是新型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信息化，其中，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至关重要。发展新型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要优化协调，差距太大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表现为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或是工业化滞后、城镇化超前，亦或两者齐驾并驱三种情况。如果新型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则劳务力的供给不足，劳务工资上升，企业利润下降，政府税收下降，影响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城镇化超前、工业化滞后会出现进城务工人员增加，工作岗位不足，出现大量的低收入人群，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中国目前工业化适度超前，而城镇化不足，所以需要弥补城镇化短板。城市群发展有两个策略方向，一是大力发展城市群，二是去中心化。目前一线城市群有五个。以总量看，最大的是长三角，其次是粤港澳大湾区，接着是京津冀、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五大城市群发展最成功的是长三角和粤港澳，其前店后厂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京津冀还没有形成规模，成渝也没有形成规模城市群，特别是重庆在达州之外几乎没有太多的工厂。在北方，有哈尔滨长春城市群、沈阳大连城市群。发展较好的有山东半岛城市群、郑州和亳州城市群。此外，厦门、泉州城市群发展也很好。在去中心化的时代，未来超一线城市重要性在下降。由于生活成本过高和生活压力大，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在下降。随着高铁的迅速发展，两条高铁线的结合点可以逐步成为一个城市化的中心，这样对北上广深的稀释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城市的人口极限大约在四千万左右，没有哪个城市能够真正超过五千万人口。四千万人口的城市，它的水、土地、绿化等存量都达到极限。城乡协调发展也十分重要。浙江城乡协调发展非常好，收入差距是1.9左右，辽宁是1.93，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城乡收入差距最大，为3.5倍，现在已经降了2.7。

第四，共享作为最终目标。共享需要考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针对脱贫攻坚来说，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非凡，从2015年的贫困人口5575万到2021年底降到零，这得益于中国强大的中央政府，保证每项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脱贫攻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年到2000年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第二阶段历经2000年、2001年到2008年。第三个阶段是2002年到2012年，国家开始快速工业化与贸易自由化，这个阶段经济的发展不等于脱贫攻坚，经济增长带来城乡差距扩大，因此，国家在2015年正式提出脱贫攻坚。目前关键在于防止大规模返贫，所以乡村振兴非常关键。乡村振兴依靠产业振兴。目前，很多工业分布在沿海地区，这些工业一类是劳力密集型，一类是资本密集型。劳力密集型是指行业中劳力资本比高于全国所有产业的平均水平。但是，这样的产业一定会转移到国外去。从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全球发展角度上来说，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该类产业由美国转移到欧洲，五六十年代转移到日本，七八十年代转移到东亚，八十年代后转移到中国。然而，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丧失。这类产业一定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但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容易转移，因为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不是劳工成本的投入，而是整个产业链的配套。举例来说，在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有两家企业，一家发展很好，一家发展一般，原因在于无法保障工厂的设施正常运转，如果设施损坏，当地没有相应的产业链配套，所以阻碍其发展。换言之，资本密集型产业无法转移到东亚或者非洲，因为那里的产业链配套是不成熟的。所以资本密集型企业可以借助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留在国内，依托“三线”的建设，向中西部的省份转移。中西部又是脱贫攻坚的主导区域，因此可以通过产业发展来推动其乡村振兴。针对共同富裕来说，共同富裕强调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结果公平是指政策鼓励将钱由富人转移到穷人那里，对于富人来说，金钱的边际效用很低，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边际效用就很高，如果鼓励钱由富人转移到穷人手里，也能提升社会福利。因为减少的金钱对富人的福利下降比较慢，但是对穷人的福利提升比较大，最终提升整体的福利，这就有“劫富济贫”的含义，强调结果的公平。但是体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共同富裕不要求结果的公平，而是创造一个公平致富的机会，强调机会公平。机会公平是指政府提供平台，鼓励体力劳动者勤劳致富、脑力劳动者创新致富。其次，兼顾公平和效率。目前我国处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过渡期，但还处于侧重于效率优先的阶段。最后，优化三次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即工资收入在依次分配中提升。做到“提低”、“扩中”、“调高”，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调节高等收入的收入比例。其中，“提低”关键在思维保障，重点和难点在于完善落后经济省份的养老保险制度。“扩中”作为最关键环节，目标是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体。中等收入指三口之家年均收入在10万到50万，目前有35%到40%左右的比例。形成这种格局的关键是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一个方面提高总收入，另一方面提高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换言之，要继续的减税降税。“调高”更加重要，需要进行税制改革，通过征收遗产税改善捐赠体系，从而促进国家进步和行业进步。以遗产税为例，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作为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之所以被美国赶上，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出现了大量的实力阶层拥有资本，他们将资本放到银行中靠利息赚钱，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问题。如果征收遗产税，公司会将交税的钱捐出抵税，能够促进行业和国家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捐赠体系个人捐赠太少，机构捐赠较多，总量不足结构较低，所以，征收高的遗产税其实非常有利。此外，通过建立完整的监督体系和长期的正风肃纪行动减少腐败，防止资本从广度上无需扩张和从深度上野蛮生长。无需扩张指产业做不合法的业务，野蛮生长是利用垄断力量违反国家的规定，增加企业营收。

第五，开放作为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是党中央的一个方向性定调。和平发展的判断来源经济基础在决定上层建筑，因为现在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为贸易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能否达成取决于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多边化。如果具备这两个特征，即使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全球化依然存在。生产地区化是指，许多产品都由不同的国家生产，之后找到一个国家组装和包装。贸易多边化是指将生产的产品再卖到世界各地。这两个特征并没有因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体现在参与的国家正在变少，即价值链短链化现象。比如原来一个产品由50个国家生产，现在减少到30个国家，这会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各国争端主要依靠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多边经贸组织，但是WTO法官任命需要美国同意，要求按照美国的方案改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利，受到很多国家反对。所以WTO已不能有效解决贸易争端，区域经贸合作已然成为主流。目前世界格局形成一个由“两翼并行”转为“三足鼎立”的贸易格局。两翼其一是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区，另一个为以美国为中心节点的北美自贸区，三足鼎立是指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自贸区、以美国为主的北美自贸区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贸圈。三足鼎立不等于互相孤立，需要重新再排列组合，谋求更紧密的经贸联系，例如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是双循环，双循环包括内循环和外循环。双循环核心在于能否构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其核心在于挖掘内驱潜力。内循环工作重点是构建国内同一大市场，统一的起点是要素统一，终点是产品和服务统一。要素统一包括人才、土地、资金、能源、数据的统一大市场。统一的对立面是分割，因此，统一的核心要义是流动。以人才为例，人才的自由流动即是统一。产品和服务的统一指“三同”，即同质、同线、同标。具体来说，出口企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口和内销产品，从而使供应国内市场和供应国际市场的产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准。比如，在美国买的中国衬衣的质量比在国内买的更好、价格更便宜，原因在于国外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所以企业以最便宜的价格卖最好的产品。国内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同样的产品质量不佳。因此，同质、同线、同标非常重要。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首先需要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在国家层面通过市场监管总局推进，在地方层面通过市级领导主管推进。其次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扩大国有经济，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毫不动摇的壮大民营经济，在要素支持、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不断进行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改善。

外循环的工作重点是对外开放的方式。外循环需要关注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扩大进口需求、关注服务贸易、鼓励企业“走出去”、坚持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就出口目的地多元化而言，目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企业要开拓对新兴工业国家出口，防止过度依赖欧美市场。针对扩大进口需求来说，扩大进口需求可以减少外贸顺差。外贸顺差不宜过大，顺差过高会产生输出型通货膨胀和增值困难。输出型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外汇盈余对国内通胀压力较大。增值困难是因为外汇储备过高难以获取最好的回报。因为当前全球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其他地区投资为次优选择，次优选择就是比较差的选择。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扩大进口需求还可以增加产品供给种类，提高消费者剩余。从企业角度来说，扩大进口需求相当于降低关税，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同时，企业成本下降使产品价格下降，在短期内增加市场竞争，从而优胜劣汰，最后整个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提升。以汽车产业为例，如果轮胎和皮带的关税下降，对汽车产业来说降低了成本，市场上所有品牌的汽车成本下降，价格在降低，在短期内竞争更加激烈，最终提高了整个产业的生产力。针对服务贸易来说，核心关键是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我国服务贸易总量不足是因为结构问题，比如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原因在于国际学生流动数量不对称，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远超来华留学国外学生数量。服务贸易特色不足，类比韩国服务贸易中美容产业居全球第一，中国的中医药产业没有发挥好国粹的影响力，应该更进一步发展。针对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商资源投资要做到“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走出去”已经非常成功，存量和增量稳居全球前三。“走进去”需要改进。宣传推广不足导致国外市场对中国了解不够，这需要“走出去”的企业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中国ESG企业形象。“走上去”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技术。坚持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在于发展与远东的经贸联系。陆上“丝绸之路”向西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企业很难去西部投资，因此陆上丝绸之路要向东发展。海上石油之路要向北发展，原因在于中国要实现从第一层面即业务型开放转变到第二层面即制度型开放。在RCEP框架下，中国与成员国签署自贸协议，实现了类似第一层面的开放，但是CPTPP可助推中国参与制定贸易规则，进而实现第二层面即制度型开放。为更好的学习、吸收和再创新中国有必要借鉴学习邻国日本的相关经验，要进一步推进中日自贸区。基于此，陆上丝绸之路向东、海上石油之路向北，此双路结合点在东北，因此东北地区振兴弥足关键。东北海陆大通道需要提高基础设施的连通度，包括航空、高铁和铁路的建设，推动对内对外开放，推进经贸合作。

综上，中国经济已然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未来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全面理解五大新发展理念，持续依靠双循环为推手，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

余淼杰，男，汉族，197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辽宁省人大立法委委员、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是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管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余淼杰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27部。任国际著名学术期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执行主编，《辽宁大学学报》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三次）、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