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应邀出席瑞士中国宏观组“与中国保持对话”网络研讨会，同China Macro Group（CMG）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陈瑞华（Markus Herrmann）以经济全球化为主题，展开了深入对话。

瑞士中国宏观组每年在瑞士、中国及新加坡等地举办多场高端研讨会，汇聚全球商界领袖和行业专家，共同探讨社会和商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在今年的“与中国保持对话”系列研讨会中，来自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学者应邀出席。此外，中国驻外使节、全国政协委员等政界人士，以及国内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也曾参与瑞士中国宏观组的网络研讨会，并围绕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本次会议全程使用英语进行，以下内容为对话的中文翻译： 

陈瑞华：余教授，感谢您拨冗参加今天的线上研讨会。本次对话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本次研讨会聚焦于六大结构性转型框架。余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一框架？在您看来，“经济全球化”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政治经济中的一种结构性转型？

余淼杰：非常感谢邀请我参与今天的对话，让我有机会分享关于我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看法。当前，中国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面临需求疲软以及负向供给等挑战。对此，中国政府于今年7月推出了一项全面的改革开放计划，包含15章、60节、共300项具体改革措施的一揽子改革开放计划。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创新是第一动力，绿色是普遍形态，协同是内生特征，共享是根本目标，开放是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无疑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途径之一。

陈瑞华：余教授，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是完全融入、部分融入，还是有其他特征？

余淼杰：我认为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很高。从本年度经济数据观察，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现状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中国总贸易额预计突破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45万亿，其中服务贸易预计将达到8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总和预计超过1400亿美元。

其次，从全球市场份额来看，中国FDI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服务贸易排名第二，商品贸易更是稳居榜首。

此外，国际合作层面，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关键成员，中国正积极寻求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并且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持续深化国际合作。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瑞华：感谢您的深入分享。请问中国的贸易政策正在呈现哪些新趋势呢？

余淼杰：当前，中国正积极探索“新开放”战略，其核心包含三大维度：

一是更大规模，不仅推动最终产品出口，也致力于中间品贸易，以应对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相较于欧美，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仍具竞争力。

二是更广范围，即我们的贸易领域不再局限于传统形态，而是涵盖了电子商务、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

三是更深层次，即从早期的基于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出口，转向如今的“制度开放”。我们致力于学习国际先进贸易协议，特别是在规则、法规、惯例及管理上的接轨，以期实现更深层次的市场开放与融合。

陈瑞华：在全球化进程中，您如何评价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对比地位？

余淼杰：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占据显著领先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贸易规模来看，中国今年总贸易额预计将达到6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

其次，从开放深度分析，特别是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简单平均关税已降至7.4%，加权平均关税更是低至4.5%。

此外，中国的开放既惠及自身，也惠及全球。

陈瑞华：中国为何选择在制造业领域全面开放？其背后的政策逻辑及时机选择是怎样的？

余淼杰：制造业开放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逻辑：

首先，从产业结构看，我国第一产业占比8.5%，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与建筑业）占比约35%，服务业占比则高达54%-55%。尽管服务业是就业的主要来源，但制造业是创新驱动的核心。

其次，制造业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只有当制造业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时，经济体才有可能跨越这一陷阱。

再者，回顾1992年至2001年的城镇化进程，制造业一直是开放的重点。当前，全球供应链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竞争优势也随之演变，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低成本生产国转变为多元竞争体。

因此，考虑到第二产业的重要性，中国高度重视对制造业的开放。

陈瑞华：鉴于地缘经济因素加剧，例如欧盟的去风险策略、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元的国际地位及外国直接投资审查趋严，中国如何在开放中实现“统筹开放与安全”？

余淼杰：安全是开放的保障，开放是安全的动力。安全涵盖国家安全、食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及生态安全五大维度。只有确保安全，才能进行开放，这是核心观点。

陈瑞华：中国的进出口是如何在日益增多的地缘经济摩擦中发展的？

余淼杰：首先，出于地缘政治原因，中国的出口将从欧盟和美国转向更多的亚洲国家。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看看去年的数据，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伙伴，其次是金砖国家和BRI国家。中国将更加重视从第三国进口，扩大进口规模。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只追求贸易顺差的国家。再次，因为在国内市场，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多种类的商品，可以提升人民幸福感，经济学上我们称之为增加消费者剩余。如果你从企业层面来看，进口更多的中间商品能够将其与国内产品结合，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更好的终端商品。最后，增加进口会导致竞争加剧，让中国企业变得越来越强大，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 

陈瑞华：您如何看待在中国投资？

余淼杰：我仍然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第一，中国的市场很大；第二，中国整体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相对比较低；第三，中国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至关重要；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地；第五，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国际合作和互联互通，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

陈瑞华：谢谢，您能再详细说一下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吗？

余淼杰：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健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至关重要。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中国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的国家。此外，地方政府推出大量政策吸引和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例如，1979年到2013年间，外资企业在华曾享受“超国民待遇”，其税负（17%）远低于国内企业（35%）。此外，近两年内，外资企业初期投资阶段还享有税收减免优惠，仅在第三年开始纳税。

陈瑞华：您如何看待国际进口博览会有利于促进进口，而中国又要坚持自立自强的战略呢？

余淼杰：中国强调自立自强的直接动因是部分国家实施的出口管制。若中国不自行生产这些受限产品，将面临无法获取或即使有意购买也遭拒的困境。因此，中国需并行推进自力更生与进口多元化战略。

陈瑞华：中国领导层对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有何见解？

余淼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经济基础调整是关键。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且互惠的全球化体系。尽管存在去全球化的逆流，如部分国家加征高额关税，但全球化依旧至关重要。全球化的核心要素依旧稳固：一是本地化标准，例如无论手机品牌归属，其产品部件的生产规范需符合当地规定；二是国际贸易的自由流通，产品一旦生产即可销往全球。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并未消逝。其次，国际贸易中的“上层建筑”就是我们所说的多极化。我们旨在打造一个平等的国际秩序，让各国都从中受益。我的理解是，中国正努力推动一个包容性、非排他性、公正且让所有国家受益的全球化进程，旨在构建一个多极化、平等开放的全球市场。

陈瑞华：您如何看待“产能过剩”问题？

余淼杰：关于中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有人认为中国在向其他国家倾销商品，导致各国提高关税应对中国的出口。然而，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关于产能过剩的定义和范围，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果一个公司能生产100件商品，但只销售了80件，那么就有20%的产能过剩。通过此类定义，我们发现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存在产能过剩现象。具体而言，根据2002年的数据，欧盟的产能过剩比例约为82%，美国约为79%，而中国约为77%，所以各国差别不大。

其次，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在于需求疲软，而非生产过剩。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你生产得太多卖不出去，而是因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疲软导致销售困难。以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为例，当时也是因为需求疲软导致产能过剩，而非生产过剩。

再次，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由于补贴和产业政策所致。但实际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产业政策。

最后，是否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还需根据具体的产业政策或补贴类型来判断。如果补贴是为了支持环保、科技研发等正当目的，则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

陈瑞华：中国的国内需求如何，中国的国内需求会建立在国际需求之上吗？

余淼杰：中国政府正积极促进内需增长，致力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观察美国经济数据可知，其外贸占GDP比重仅25%，国内贸易占GDP比重为75%。相比之下，中国在金融危机前（2007年）国际贸易占比为70%，现已降至约三分之一，而国内贸易占三分之二。我们期望通过借鉴美国的经验，将国内贸易的比重提升至四分之三。

陈瑞华：中国主要的贸易大省有哪些？

余淼杰：从中国GDP的构成来看，广东省是中国的出口大省，浙江省是消费大省，北方省份则以投资为主。这三者对中国GDP的贡献尤为显著。若论及国内商业贸易的重要性，浙江省、广东省及江苏省等省份均扮演关键角色，它们在国内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瑞华：面对美国出口管制，您认为中国政府的总体态度是什么？

余淼杰：中国始终希望与世界各国合作，14亿人口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中国坚定推进包容互惠的全球化，通过政策文件可以清楚看到，“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前的时代主题。

陈瑞华：一位在线观众提问，您如何看待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余淼杰：我认为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公平。尽管这一机制的设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于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权同样重要。若要征税，是由出口国承担税负，还是由进口国承担税负，如何界定责任划分至关重要。

陈瑞华：作为学者，您对经济全球化有何顾虑或担忧？

余淼杰：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确实，地缘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这对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构成了潜在威胁。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收益分配不均、个体利益分化的现象难以避免。然而，我们应着眼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在全球经济博弈中寻求平衡。尽管面临挑战，我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