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沈阳市数据局和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县域工业经济发展论坛（2024）在沈阳成功召开。全国人大代表，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报告。现将报告原文转载如下：

特别感谢中国信通院提供的这次学习机会，借此平台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对发展县域经济的两点初步思考。

第一，我想探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尤其是为什么要发展县域经济。我们正面临着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真正深刻理解并全面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是内生特征、绿色是普遍形态、开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最终目标”的新发展格局。今天我将围绕“协调是内生特征”这一新发展理念，探讨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协调分为区域协调、城乡协调和行业协调三个层次。行业的兴衰交替更多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因此重点在区域协调与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的目标是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信息化。其中，新型农业现代化是基础，新型信息化则主要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赋能。因此，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最为关键。从逻辑上讲，二者关系存在三种可能的模式，分别是城镇化发展领先于工业化发展、工业化发展领先于城镇化发展，以及两者协调均衡发展。前两种模式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以南非为例，由于城镇化速度过快而工业化未能同步跟进，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却因工作岗位稀缺，导致居民收入锐减，滋生城市贫困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使得外国企业家因缺乏安全保障而对投资南非望而却步。而工业化发展速度超过城镇化同样不是理想状态，国内一些城市及其他国家都有此类情况发生：工业蓬勃发展，劳动力却不足，导致用工成本攀升、企业利润和税收被压缩，进而影响地区可持续发展。因此，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均衡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目前工业化适度超前，而城镇化相对滞后。这一判断基于两个关键指标：首先，是非农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与城市化率之比，如果这一比值超过1.2，则表明工业化进程快于城市化发展；其次，是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之比，如果这一数值高于0.5，则说明工业化发展速度快于城市化。那么，如何准确衡量城镇化人口？如果以城镇户籍人口为标准，我国当前这两个指标都略高于基准值，意味工业化进程领先于城镇化发展；如果按城镇常住人口为依据，则刚好达到1.2和0.5的临界值。当前，我国正着力补齐城镇化发展这一短板。城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要大力推进城市群建设。首先，稳步推进五大城市群的建设，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当前，其中四大城市群的GDP均已超过10万亿元，长三角城市群的GDP更是超过30万亿元。其次，持续促进二线城市群的发展。我们正处在一个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的时代，二线城市群的发展潜力巨大，未必会逊色于一线城市群。在北方，发展较好的有哈长城市群、沈大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汉中城市群，在南方则有海峡西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城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要逐步去中心化，这也是当前的发展阶段。由于各类资源禀赋的限制，城市的承载力有限，难以支撑无限扩张。以往一线城市集资源与机遇于一身的局面正在改变，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吸引力渐弱。中央从“城市化”到“城镇化”的表述变化，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是继续追求“大国大城”的路径，还是转向“大国小城”的模式？现在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我们要发展全国2833个县域经济。从省级层面逐步向市级、县级推进，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央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后特别强调严控县级市的设立。尽管过去一段时间内曾有此类做法，但现在的基本方针是要发展县域经济。只有这2833个县域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中国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如何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实现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需要科学、完整地理解并借助“三位一体”的发展策略：即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

第一点，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于企业而言，实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提升生产力的关键。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关键在于创新。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性的创新，即从无到有、从0到1的突破；另一类是技术性的改进，即从0到N的演进。对于不同企业，这两类创新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对于像华为这样的巨头企业或者大型的科研机构而言，原始性的创新可能更为关键；而对于技术的改进，每个企业都有能力进行。原始性的创新更多依赖于大城市群或北上广深等拥有大型科研机构的城市。而县域经济更应侧重依靠技术的改进来实现发展。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呈现出短链化甚至断链化的趋势，传统的线性价值链正逐渐向价值块转移，强调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产业集群变得愈发重要。产业集群的培育并非仅靠行政手段就能实现，关键需要识别地方的比较优势。了解和把握这些优势是形成有效产业集群的基础，也是真正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正如刚才克斌市长讲到的辽宁正在推进四大万亿产业和22个产业集群的发展，这正是基于对本地优势的精准把握。

第二点，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要素包括资本、人才、土地、数据、能源和运输这六大核心领域。一是资本。在创新性地配置这些要素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因此，让行业中的尾部企业承担创新任务并不现实，它们自身生存尚且不易，更不用说投入资金进行创新。创新的责任往往落在行业领先企业或政府的肩上。对于具有潜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企业，政府可以直接投入资源。但政府资金毕竟有限，对于普通企业该如何帮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导我们，要引入社会资本和公募资金。这些正是资本在要素创新性配置上的体现。二是人才。人才的引进和培育至关重要。以辽宁大学为例，过去两年里成功引进了60多位全国乃至世界顶尖人才。这些人才的到来不仅激发了新的活力，也改变了外界对东北的认知。正如刚刚刘处长所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东北是个好地方、辽宁是个聚宝盆、沈阳是棵梧桐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就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其中的关键在于实现要素的自由流通。这意味着要为人才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和平台，让他们自由流动，愿意来则来、不愿意则去，这样他们才敢于并愿意前来。三是数据。数据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从政府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打造数字政府，确保基础数据和统计信息在各部门间的一致性，这是推进数字经济的基础工程。我们应率先实现数字产业化，扩大数字经济规模，再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实施。

第三点，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第一方面，要着力做大做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和量子科技。然而，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在县域层面得到发展，还是只能局限于省级层面或城市群中。我个人认为，需要因地制宜。对于那些原本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完全有可能承接并发展这些新兴产业。而对于中西部或相对落后的山区，更重要的是实现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可以借助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将这些产业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尽管中国的用工成本在不断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能会转移出中国，但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不会转移，因为这类产业最重要的成本并非劳动力，而是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而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第二方面，绿色化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向。电动汽车的成功就是绿色化发展潜力的一个有力证明。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格局之下，我国的电动汽车行业依然可以与外国积极开展合作，且销量斐然，这不仅为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一个重要方向，也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当然，对于传统产业，不必急于追求转型至所谓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专注于原有产业的转型升级可能更为实际而有效。第三方面，原材料产业的延链、补链同样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工业，也包括服务业、农业、生产型制造业等。以东北地区的农业为例，有些企业通过与知名品牌合作，通过贴牌方式，实现了产品的延链和升级。只要找准合适的方法，无论是通过贴牌还是打造自有品牌，都是提升产品价值的有效途径。此外，电商也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

发展县域经济，工业化无疑是基础和主体，但同时，各地也应因地制宜发展服务业。辽宁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完全可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无论是红色文化还是旅游文化，辽宁都有着得天独厚却未被外界充分认识的丰富资源。不论是本溪水洞、稻梦空间，还是克斌市长力推的文体旅融合，都是极具潜力的文化亮点。

借助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之势，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我相信东北经济会再现辉煌，中国经济会更上台阶。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辽宁篇章书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